人间天使——追忆我的母亲
时间: 2024-06-24 07:54:04 | 作者: 粗粉加工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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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子情，比山高，比海深。这种情，当母亲年老的身影还在你的眼前晃荡时，它隐藏在你的心底，并不让你深刻体会到。而母亲一旦离世，就会让你感到犹如心脏离开了你的胸腔，痛彻心扉。出现这样一种感觉，不仅是因为，母亲对子女无微不至的爱，一桩桩一件件会像电影一样在脑中闪烁，也是因，你从此，成为了没娘的孩子，你再也找不到人生来时的路。
谁都有母亲，谁都觉自己的母亲最伟大。我也是这样。我们三姊妹甚至觉得，我们的母亲，知性，仁慈，有爱，是上苍派到人间的天使。
母亲吴芳云，农历1931年8月15日生，生日就是中秋节。说母亲是天使，从这个生日就可看出端倪。输入关键词问百度，AIAI会告诉你，这个日子出生的人，会给家庭带来富贵团圆，给社会带来吉祥喜庆。这不正是天使的职责吗。
母亲年少时，在教会学校读书，因读书好，还连跳两级。初中时是全校的大队长，早操要在台上领操。由于外公操劳过度，在解放后没过几年好日子就辞世。家庭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，也无力支持母亲继续读书。作为家中老二的母亲早早地成了家里的主心骨，到处去做工，勉强维持家庭生计。
母亲说，她从小就有个情结，就是想当一名光荣的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年少的母亲就听说了领导的革命队伍为赶走日本侵略者，打倒反动派，建立新中国英勇斗争的事迹。
有一次母亲在与我们聊家常时，很是惋惜地告诉我们一段往事。丽水刚解放时，驻丽部队要招一批文职女军官。听到这一条消息，想到终于有可能实现梦想了，于是很兴奋，就赶紧联系有相同志向的女同学去面试。由于母亲的文凭是初中毕业，在当时文化程度算得上是比较高的了，且知性文雅，谈吐不俗，当即被征兵的干部选中。这支部队即将开拔，讲好第二天让我母亲等几位被录取的女同学到丽水驻地报到，结果，我外公知道后，把我母亲反锁在二楼房间，自己守在门外，坚决不让她去参军。外公的理由是女孩子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。由于母亲年纪轻，且深受传统观念束缚，不敢违抗严父的权威，最终没能实现当的梦想。
母亲约在1956年与我父亲成婚。父亲王文林，高中毕业文化程度，比母亲大三岁。为人老实本分。丽水城于1949年5月解放后，就参加了工作，当时在丽水县政府工作，后调粮食系统任统计员。父亲是丽水青田人，土改时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。由于地主的成分，父亲在文革时期受到很大影响。工作单位从丽水县城被调到碧湖粮管所，再被调整到大港头粮油加工厂当会计。工作地点越来越偏远，还常遭受陪斗折辱。坎坷的命运，像一座大山，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，导致心情抑郁，最终在知命之年患上绝症，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去了天国。家庭的重担，一下子全压在母亲身上。
本来，父亲过世，按照当时政策，母亲可以顶替父亲工作单位，到大港头粮油加工厂工作。母亲却担心我没有“铁饭碗”，一定要让我顶替父亲工作。
我那时因父母担心家庭成分的问题，子女下放农村后很难抽调上来，于一年前在双亲“威逼”下辍学。我在丽水中学仅读了六天书，就到父亲单位所在地的大港头建筑队当学徒工。当泥瓦匠一年后，我实在按捺不住对读书的向往，做通父母工作，自己与丽水中学原来的班主任叶老师和学校周校长联系。学校和老师出于对我的同情和信任，打破常规，同意我在脱校一年后，插班到原来的班级读高二。父亲去世时，我正在家全身心地补习高一落下的课程。
在办理了父亲的丧葬后，经过约半年的等待，我于1977年6月，以顶替的名义正式分配到丽水丽云粮油加工厂当工人。
其实，如果当时让母亲顶替父亲工作岗位，母亲就能成为一名有正式工作的国营企业工作人员，不用再辛苦地靠一针一线做裁缝赚钱。母亲在我小时候，担任过丽水农村生产队的会计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由于母亲会计工作水平高，很受人们尊敬。如果是母亲顶替工作，就完全有可能顶替父亲的会计工作岗位，成为丽水粮食系统令人羡慕的一名会计。而我，有可能通过回炉读书学习，凭借对读书的喜好和一贯的努力，考上大学或中专，走上另一种也不错的人生道路。
当时年纪小，不懂得体谅母亲的苦心，不知道让母亲顶替父亲工作比让自己顶替更好，也就放弃插班读高中然后再考大学的机会，早早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。
这也是我后来经常会后悔懊恼的事。有次家人在一起吃饭时，与母亲说起这件事，母亲的看法却不一样，她说，就算你读了大学或中专，分配了工作，或许也没有现在的工作好。年轻时苦一点，才更懂得生活不容易。这话说得我哑口无言。作为一名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我，成年后能进地方党报和新华社当记者，期间又调机关事业单位，相继担任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报刊杂志社总编辑，一步步走得蛮顺利，除了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这一批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，通过读电大或业余大学获得丰富学识与成长的机会，年少时经历的艰难困苦，也是一笔磨炼人生心志不可多得的财富。就是读了大学，也不一定有这样的人生际遇。所以，是应该知足。
但母亲接下来的一句话，更让我感动。母亲说道，其实对你妈来讲，不论你是在工厂还是进机关，不论是当工人还是任干部，对我来讲都一样，都是为社会作贡献，只要你平安快乐，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
母亲乐善好施，乐于助人。遇到别人有困难，只要能帮的尽量去帮，帮不上的，也要能够安慰人家，让落难者有勇气克服困难；亲属和朋友因来借钱，拿不出多也要有个少，别让人空手回；有乞丐上门，多少也要拿出点钱施舍，为的是不让乞讨者乞讨落空。母亲说，做人，需要坚守的是一份对急难者和穷苦人的同情心。
母亲也曾在粮食系统工作。据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有个内部规定，小两口均在粮食系统工作的，要被精减一位。父亲是经济顶梁柱，于是母亲响应精减政策，自愿到社会上求职。失业后母亲去学缝纫，出师后成为当地比较有名的裁缝老师。母亲是上门裁缝，有需求的主家把我母亲请到家里，拿出买好的布料，让母亲现场裁剪缝纫。母亲态度好，待人亲切，缝纫技术过硬，裁缝做的又快又好，又省布料，很受邻里和顾主欢迎。
由于隔几天就去另一个人家做裁缝，老家那片地方的人，都熟悉我母亲，许多人对我母亲很信任。有的人家，家里闹纠纷，常会找我母亲调解，有难事，也会找我母亲出主意。我母亲总是能够不厌其烦，尽心尽力，悉心调解和帮衬。久而久之，母亲几乎成了亲朋好友家里的“金牌调解员”。
我工作后，特别是担任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部门负责人，上门找我帮忙的亲朋好友就比较多。有时工作忙，要帮的忙又有难度，心情就会烦躁，出言就会难听。母亲听到后就会严肃批评我，然后又会耐心开导。记得母亲常说的话大致是：人家找你帮忙，肯定是遇到了难事，不是没办法，谁会低声下气去求人？有人找你帮忙是好事，说明你有能力，能帮得上人家忙。要明白，帮人家就是帮自己。
确实，当年还小时，因父母成分高，常受一些人刁难欺凌。那种无助，至今刻骨铭心。我姐当年读书好，初中时是班干部，当时已被学校推荐到丽水最好的一家中学读高中的，班主任都已通知我姐。但等到发榜时却没有名字，被成绩差却有背景的同学顶了上去，我姐只得去教育质量差得多的中学读高中。受了这样不公的伤害，找谁去？这让我想起民间传统文化中的一句名言:“我若不为，谁为我为”。只有自己先向他人布施行善，将来他人才会以一颗善心对待自己。
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父亲有位乡下朋友来找我，说是儿子要高考，成绩很不错，想考本省一家警察学院。那时，考公安要当地公安部门推荐。这位叔叔家在大山深处，平时很少外出，也不懂怎么推荐，问能否帮助沟通下公安部门。母亲说：“山里人很不容易，我看这孩子人老实，很懂事，你就把他当成你亲弟弟，能帮就帮下”。
由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，山里的孩子读书特别不容易，能考上大学，都是很优秀的孩子。我听母亲的，就找人帮忙联系。好在这位小弟人很忠厚，成绩也不错，当地公安面试后，认为符合标准要求，最终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帮助推荐上去。
四年后，这位小弟大学毕业，分配在当地公安。因工作努力，得过全国优秀公安警察称号。举贤不避亲，这也说明，我母亲看人还是蛮有眼光。
从此后，我严遵母训，不论在哪里工作，只要有人求助，且求助的事情合情合理，从不敷衍推托，能帮的就尽量帮。特别是那些没什么社会关系的农村和乡下的朋友与熟人找来，更是要帮忙。帮不上忙的，也要像母亲说的，给人出出主意也好，安慰几句也好，绝对不能让人家失望而去。
母亲其实是个文化人，酷爱看书读报。年轻时就会给街坊邻里讲书里的故事，我和姐的名字都是母亲从名著里“拣”来。
跟我在杭州生活那几年，我书房里许多古装小说被她看光。在报社工作的邻居知道我母亲爱看报，特意给我母亲订了几份报纸。母亲每天有空就看看报纸，对印象深的新闻报道，还会给我们说道说道，谈谈她自己的看法。
母亲思维敏捷，人情练达，说话办事干脆利落。性格外柔内刚，很有风度。许多朋友第一次接触我母亲，都会对我母亲热情亲切的待人接物留下深刻印象。有的朋友说你母亲不像家庭妇女，像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女干部。
母亲好客。对子女的朋友同事非常客气大方，待他们像自己的子侄一样。母亲过去是不会烧菜的，因为当裁缝老司，都是人家请到家里吃饭，是座上宾。我成家后，母亲开始学着烧菜。逐渐地，烧得越来越好吃了。
不论是在丽水工作，还是调杭州工作，我常召集朋友同事到家吃饭。每次母亲都会不厌其烦，做最好吃的菜肴招待我的朋友。要问母亲的厨艺能干到什么地步，举个例子就能说明，做一大桌子菜肴，母亲不找下手，厨上厨下的一个人就做出来，朋友们下班来我家，坐下来就能吃，让大家佩服得不行。母亲最拿手的厨艺是烙雪菜肉饼，炒米粉干，炒面条，炸面粉茄子。到每年端午节，我都会请好友到家吃丽水传统食品“卷饼”，因为母亲做的卷饼菜十分好吃，吃过的朋友们都赞不绝口。至今，我的许多老同事、好朋友回忆到我母亲，还是念念不忘“你母亲做的卷饼真好吃”。
母亲一直与我生活在一起。我2001年调杭州工作，2003年爱人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，于是母亲随儿媳一起也来到杭州生活。
虽然刚到杭州没多少熟人，但母亲无意中散发的“大姐大”气质，赢得居住小区不少退休老人的信任。不长时间，母亲就与同小区许多年岁相仿的阿姨成了好姐妹。我看他们的交往，不是像一般熟人或邻里之间客客气气，打打招呼就行，是那种像闺蜜一样的结交。这些邻居阿姨大都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退休，许多担任过领导职务，但却唯我母亲“马首是瞻”。他们亲切地叫母亲吴大姐，母亲则尊称他们为老师或医生等。
他们常聚一起聊天，母亲会牵头邀他们到杭州风景好的地方游玩、散心、听戏，常去的地方就有西湖边，黄龙公园等，那些地方，常有戏曲爱好者聚在一起吹拉弹唱，母亲一班人就给他们当忠实的观众、粉丝。母亲也常带阿姨们一起去郊区菜场买菜，康桥，勾庄，都是母亲常去的菜场。母亲说郊区虽然远一点，但那边的菜新鲜，便宜，虽然累一点，但不亦乐乎。
没多长时间，母亲就把附近城市公交的班次摸得一清二楚。这些小区阿姨在杭州很多年，但对出行坐几路公交却很生疏。他们对母亲很快就掌握城市公交路线很佩服，到哪里去，都咨询我母亲。我家亲戚到杭州来，也会问我母亲路怎么走，坐哪路公交车。时间一长，我母亲得了一个美称，叫杭州公交“活地图”。
母亲做裁缝几十年，从没什么礼拜天。每天都是早出晚归，最后累出肾病来，走路都走不动，却从不叫苦。严重时，小腿肿的一按一个坑。但为孩子能生活好一点，仍然坚持出工。
1969年底，丽水大水门内的老大众街，发生了一场大火，把我家祖屋及附近大约300多间房子烧得精光。这场大火据说是丽水百年来最大的一场火灾。由于我家离起火的人家仅一墙之隔，损失最为严重，房子里啥东西都没抢出来。在全家人委靡不振，陷入绝望时，母亲却说，房子烧了就烧了，钱可以再赚，东西可以再置，人好就行。
那时父亲在碧湖粮管所工作，薪资仅够糊口。母亲做裁缝老司，此后几年就没日没夜地揽生意加班赚钱。无家可归的我们先是搬到大姨母家住了两年，后又搬到大水门城墙外，最后靠父母挣下点钱，终于在丽水城北买了一间四合院中的西厢房，约60平米的旧房子，从此不用再四处租房颠簸。
那几年本是我们家最为困难的时期，但在母亲的尽心操持下我们居然没有挨饿受冻，而且还能茁壮成长。
母亲为人随和，不论是对外人还是家人，没有原则问题，从不跟人吵嘴。邻里关系很和睦。若遇到恃强凌弱者，母亲就会变成一只母老虎，保护弱小和家人。
记得在七十年代后期，我家四合院正对门不足三米的一家机关单位职工宿舍要翻新。管基建的领导不顾我们居民的反对，把翻新房子的卫生间及窗户安排在正对着我们四合院正大门的位置。这从传统风水的角度上讲，对我们这幢房子是十分不利的。而且，过去居民喜欢端着饭碗站在门口吃，如果正对面是厕所，怎么吃得下去？
我们大院的几户居民敢怒不敢言。反而看似柔弱的母亲，先是找基建单位分管领导据理力争，见他们对居民意见不理不采，我母亲就与几位邻居干脆坐到他们正有砌的墙上，逼得建筑工人只好停工。基建单位主要领导知道后，倒是通情达理。最后听从居民的建议，改换了卫生间位置。邻居们都感谢母亲，说她为邻居做了一件大好事。
对家人，母亲更是好商量。只要子女高兴，让她做什么都可以。如果母亲认为，是原则问题，就会坚持，我们只好退让。
母亲会晕车，每次坐车都晕得厉害，吐得一塌糊涂。这么严重的晕车症，却在一次“坚持原则”中意外得到改善。
有次回杭州，母亲就不让我一个人回去，说长途开车本来就危险，还一个人开车，容易走神。为此，她一定要陪我去杭州，不陪还不行。拗不过母亲，只好带着她开赴杭州。母亲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一路上跟我说话，怕我犯困。我中午开车确实容易犯困，瞌睡虫上来时就擦擦风油精醒脑。但有母亲陪着说话，提着精神也不觉得累。不知不觉间，车已到杭州。结果，下车了母亲才发现竟然没有晕车。母亲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说：“我竟然不晕车了，不晕车了，以后能坐车出去玩了。”说来也怪，从此，母亲坐车再不会晕车。这可能就是为母“疼”子女的福报吧。
母亲于2014年3月离开了我们。之前，我们遍找名医，但因是曾经的癌症复发并发生转移，病况恶劣，浙一与浙二的专家都劝我们放弃治疗。我们不死心，还是选不让母亲痛苦的方法求治。但终因天不留人，于84虚岁回到天国。似乎是应了那句老线，阎王不叫自己去。
虽然母亲也算高龄，但现在人都长寿，我们仍旧是觉得非常心痛和不舍。母亲人这么好，就像上苍派到人间的天使，应该活到90岁，乃至是百岁。甚至非常自责，觉得是自己不存在把母亲照顾好，才会让母亲得病。又觉得母亲在世时，没有带母亲好好地到各地游玩，十分后悔。好在母亲走的时候没有痛苦和遗憾，十分安详，像睡去一样。这让我们沉痛的心稍有了点安慰。
有生命专家说，人的生命有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，是活在身体里；第二个层次，是活在亲朋好友的记忆中；第三个层次，是活在书籍和历史记载中，实现精神上的“永生”。我想，写下这段忆母亲的文字，留给世人，是否也能让我的母亲实现另一种意义的永生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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